_【四號鴉片煙館】浅论文化素质并非民主的要素
浅论文化素质并非民主的要素从法国1789年大革命已来，民主历今已经两百余年，更别上溯至英国的更早民主雏型。民主发展很难一跃马到成功，甚至如法国历经两百余年，直到载高乐的第五共和始臻完成，中间历经民主启动→民主崩溃→民主制度的巩固。从民主发嫩到民主的成熟，成为民主化的基础模型概念。
一，民主的启动与崩溃
大底一个国家从非民主转型，通常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含社会各个层面的纠葛。比如埃及民主过程中，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民主党派，军队之间，都存在有着极大利益和权力纠葛。在花式革命后，埃及军方就已经成了埃及太上宪政皇，拥有埃及最高宪政法院控制权。而穆斯林兄弟会与其它民主党派，亦各有各的盘算。因此当穆尔西想扩大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版图，并把背后茫刺的军方拔除，必然引来其它民主党派的忧虑与军方的反扑。这点和泰国的军方主控泰国官僚系统，有着绝然的相像处，两国军方除了拥有颠覆政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掌握了司法系统，让他们可以随时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政府。
当然，这种民主崩溃主因还是在于在民主启动中的政府主政人员，对于政府运作本身有着一定程度的生疏，不仅政府对新制度不熟悉，旧官僚体系对新政府仍多少存在漠生或抗拒，致使新政府在处理国政中，无法有效率的执行国家政策。尤其是国家面对许多艰艰巨问题时，民主政府要不能迅速有效的响应和解决问题，那么人民对民主政府的无奈和呼唤政治强人的声音，便会因此而产生。德国的威玛政府，无疑的是个中典型案例。
有人说，要看待一个国家历史有多么璀璨，只要看待后来被流亡的人材有多么伟大既可。威玛共和诞生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三三年寿终正寝，时间虽然短暂，却已经成为一则传奇。它那痛苦而短暂的生命，令人难忘的艺术成就及其悲剧性的死亡，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相当灿烂夺目。
「威玛让人联想到艺术、文学以及思想上的现代化，同时也会联想到儿子对父亲的反叛，达达主义者对艺术的反动，柏林人对粗俗文化的唾弃，自由思想者对保守道德家的鄙夷。
威玛让人想到《三便士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卡里加利医生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包浩斯学院」（The Bauhaus），以及电影女明星玛琳．黛德丽。特别是那些被放逐的人，他们把威玛文化输出到全世界各地。
在西方文明史上，放逐这类事情向来总是占有一个相当荣耀的地位，但丁、格老秀斯（Groti-us）、贝伊勒（Bayle）、鲁索、海涅以及马克思等这些人，他们都是放逐之后在异邦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他们用既是憎恨同时又是渴望的眼光回望那曾经拒绝他们的祖国，然后默默写出旷世杰作。
一九三三年的年初，纳粹政权掌控德国之时，希特勒所驱赶出来的这批放逐者可说是世界上极少见的一批具有智识、才华和学问的精英分子。
这批令人目眩的放逐者当中的佼佼者──爱因斯坦、托马斯．曼（Thomas Mann）、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格罗皮奥斯（Walter Gropius）、格罗兹（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贝克曼（Max Beckmann）、杰格（Werner Jaeger）、柯勒、田立克（Paul Tillich）、卡西勒（Ernst Cassirer）──
这些人逼得我们不得不把威玛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所展现的文化是那么不受拘束，那么充满创意，真真正正的一个黄金时代。的确，威玛的传奇正是从「黄金二○年代」传奇开始。」─ ─ ─彼德?盖伊
威玛共和国（德语：Weimarer Republik）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于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霍亨索伦王朝崩溃后成立。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一般称之为《威玛宪法》）是在威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此这个共和政府被称为威玛共和。其使用的国号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威玛共和国」这一称呼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称呼，从来不是政府的官方用名。
威玛共和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而生，因阿道夫?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执政而结束。
由上述，可以知道不管从文化的人文素质而言，德国威玛时期的人文不可谓不璀璨，有人甚至于称呼威玛时期的德国人文哲学为20世纪人类的灵魂之窗。但这样的优秀民族，以及拥有众多高明才俊之士的国家为何会走向纳粹独裁？!当然最主要因素在于威玛时期的民主政府本身存有极多问题，而经济问题与制度问题，更如两把匕首直插在威玛共和的心脏。
威玛时期，民主政府在革命期间审慎制定的政治与社会法例，并不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共和国使这阶级民主化与制定社会保障的目标从未实现。有评论指出，问题是基于社民党在战前的政坛中缺乏从政经验。战争过后，政府难以解决双重经济危机。
威玛德国的长期经济危机，原因有数：德国工业出口量比战前产量大幅下跌、原材料及食品之产量因阿尔萨斯-洛林、东部部分省份及殖民地之割让而减少，以及巨额战争赔款与长期负债。虽然政府限制撤军令失业人数持续达一百万人，但军事工业几乎停止运作。协约国只容许德国引进少量进口货，但其价钱并非很多德国人所能负担。经过四年战争与饥寒交迫，德国之境况可谓民不聊生。很多人都对资本主义失望。德国马克大幅贬值。德国政府当时的通货膨胀速率之快以及膨胀之高，可谓世所罕见。除此之外，共和国初期可谓危机四伏，左右派相互指责，而高居总统之位的兴登堡总统本身并不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更是保皇党重要人物。大柢在威玛时期，仍有不少右派人士属于旧帝国主义者，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回到德国帝国旧制…。
从威玛共和的失败可以知道，从民主启动后，社会并不一定很快的能适应整个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启动初期，民主政府不能有效统合内部各种分歧意见，建立有效率的行政运作，那么民主崩溃便会很快来临。历史上相同情境还包含英国和法国，在民主启动后，迅速的变成威权国家。
因此一个国家能否顺利渡过第二期的民主崩溃，转变到民主巩固期，基本要看各国本身所面临处境和外力能否顺利协助转型成功。
二，民主的发展与巩固
依照Linz和Stepan的观点，所谓的民主巩固应该要在态度上（attitudinally）、行为上（behaviorally）以及宪政上（constitutionally）都能满足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基本要求。而同时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依法而治（rule of law）、国家官僚（state apparatus）与经济社会（economic society）等五个场域上分别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与条件。Linz 和Stepan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提供了民主巩固上相当完整的检视指标。
大体上来说，关于民主的讨论许多研究学者赋予多样而不同的指标，但若加以整理归纳，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指标都可以被两个面向包含进去，这两个面向也就是R.Dahl在Polyarchy一书中提到的竞争（contestation）与参与（participation）。在这两个面向上（公开而自由的竞争与普遍的参与）有许多基准点，像是各项公民的权利与权力、政治场域的竞争规则等。Dahl进一步提出民主的内涵，主要认为系统内成员有机会去表达、彰显喜好，而政府能平等的来权衡这些喜好。其中他提出八项指标加以衡量，分别是?结社与参加社团的自由；?意见自由；?投票权；?被选任公职；?政治领袖争取支持的权利；?不同的消息来源；?自由而公平的选举；?使政府政策取决于投票与其他喜好表示方法的制度（R.Dahl 张明贵 译 1989 p.4）。另外有一种较普遍的说法是：「一个涵盖两者的说法是讨论政治最高决策者（个人或团体）是否经由公平、公正、公开且定期的选举产生。而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争取选票，基本上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而且选票价值不因种族、性别、财富、或社会地位不同而有差异」。（补充S.P.Huntington 刘军宁 等译 1996 p.5）
一般来说，非民主化社会公民意识是相对薄弱的，公民社会的公领域意识几乎呈现静止状态。国家意识形态独霸与及训息领域的封闭与禁锢筛检过虑，都成为非民主化国家特色，而民主国家则是可以透过五个领域来做观察。
1，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一个民主巩固的国家，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活泼且自主性强的市民社会，在 国家以外的空间里活动力量强大。民主转型后的社会，会有各种不同利益团体产生，并进行各种公领域的活动和抗争，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将之称为新社会公民运动和市民立法。市民社会公民的活泼景象也和被国家意识所支配的社会有着极大不同。
2，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民主巩固时的政治社会，是指国家统治正当性透过制度化的竞争才能获得，这一点是民主转型时两个国家主要的转变所在。不论是政党体系的发展，选举制度的改革或开放，立法与行政之间的表现等等，都在转型后一一制度化也成功成为政治菁英所遵循的价值。更进一步的是，Linz & Stepan所担心的互补性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否能够互补而非相抵触）这点可透过政党与社会间各利益团体的合作得到彻底的解答。一个国家不仅要寻求制度化，也必须将制度化与市民社会相互结合，才能达到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与民主的巩固。
3， 依法而治（rule of law）
法治体系的独立与健全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宪法落实与各项法律成为政府施政的依据，同时也是人民行动的准则。从前威权时代，法律是架子，统治核心是真正施政的凭据，因此各项人权没有保障。民主社会公民权必须获得充分实践，而且得到保障，司法单位必须独立运作，才能充份彰显民主宪政价值。宪法都能落实，人民得到宪法保护，政府依据法规施政，法律必须依照宪法精神规范，才能保证民主社会不会受到强人或强权的侵蚀。
4， 可用的官僚（useful bureaucracy）
之前所说的诸项价值都必须要有一个可用的官僚体系才能体现。国家透过这一批官僚体系来完成之前所讨论的目的。当一个威权解体后，市民社会释放出来的力量大过官僚体系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公权力有时在个人自由主义过分表现下遭到抹杀。市民社会瞬间完成解放所释放的力量十分强大，虽然与政治社会连手将民主价值巩固起来，但是过分的表现却是反客为主的侵蚀国家正常行政体系运作，也就是侵蚀公权力。究竟在自由主义与国家公权力之间怎样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民主巩固期中国家所应共同关心的议题。
5， 经济社会（economic society）
介于完全的市场经济与指令经济之间的经济社会是民主巩固所需要的经济环境。以台湾和墨西哥为例，在台湾，早在威权时期时经济就走资本主义路线，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完成后，经济体质都相当健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墨西哥在70年代同属新兴工业国家，在转型前后的台湾，不但没有摧毁经济的基本架构和体质，反而提供更好、更安定的环境，因此经济体系算是稳定发展之中。我们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风暴中发现，台湾经济体质经济是属于自由放任的竞争，因此在国际性风暴中政府只要稍加保护便可以稳定国内经济。墨西哥在这一方面显然不及台湾，从8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墨西哥政府尝试多种政策企图解决此一危机，但是不但没能有效化解，反而激起人民要求的改革声浪。过去墨西哥政府对经济过度的干预，使经济体质并不是很健全，在国际性能源危机和美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就遭受严重打击，虽然屡次要以加入国际性组织企图化解危机，但本身的架构还没成熟，因此没能有效突破发展的瓶颈。
三，民主发展国家的民生是退步还是进步呢。
根据约瑟夫?西格尔(Joseph Siegle)的一篇报导， 1988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是独裁政府，而现在世界各地有70%的政府走上了民主道路。全世界大多数公民现在生活在某种形式的自治性政治体制中，而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尽管有某些国家产生民主倒退现象，但整体趋势仍是乐观的。
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希望带来相应的繁荣增长，人们可以见到民主国家的工商业在世界上最具活力与创新力和生产力。由于民主制度相对于专制威权国家对法律的公平性和可信赖度，以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使得金融与及各种商业可以蓬勃发展。
然而目前正在民主化中的国家，有80%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担忧这些国家的文化与人文素质是否足够应付民主化后的社会状况。没有强而有力的政治强人，社会有能力应付民主化的官僚(公权)冲击吗？社会秩序会不会因此而崩溃，经际是否会倒退，这些都在在引人疑虑。虽然民主制度让人们参预了更多的国家政治与公民立法，但这些是否会对世界繁荣有促进作用，仍然存有矛盾性的看法。
如果回顾一下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历史发展与比较就可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担忧是毫无根据的。依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报告或1800-2004年政体数据库(Polity IV)独立评估的施政指数确定，近40年来的每10年期内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都比独裁国家至少高出25%，即使是在低收入国家中，民主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率也与独裁国家持平。鉴于自1960年以来有四分之一的独裁国家没有报告其国内生产总值数字，而一般认为隐瞒不报经济数据的国家往往经济表现不及预期，因此民主国家在增长率方面的相对优势甚至可能更大。
根据是约瑟夫?西格尔(Joseph Siegle)在民主与发展一书报告，「除东亚地区的某些独裁国家以罕见的速度增长外，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增长率比独裁国家平均高出50%。换言之，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加纳、拉脱维亚、立陶宛、毛里求斯和塞内加尔等发展中民主国家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白俄罗斯、 喀麦隆、刚果、古巴、叙利亚、多哥、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等独裁国家。自1990年以来，随着支撑许多独裁国家经济的超级大国的对抗结束，增长率方面的平均差异更加扩大。
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要稳健得多。在任何一年，发展中民主国家发生经济急剧收缩(即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0%)的可能性要比独裁国家低70%。在那些确实经历了"经济灾难"的民主国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由共产体制经济转型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社会福祉的水平，发展中民主国家的表现则更加出色。发展中民主国家与收入水平相当的独裁国家相比，平均而言，公民平均寿命长12年，新生儿死亡率(能够替代其他很多福祉标准)低20%，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高40%，生育率低30%，谷物产量高25%。
拉丁美洲和非洲出现民主脱节？
民主扩展与生活改善之间的联系同样体现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国家中，除三个国家以外(委内瑞拉、海地和巴拉圭；古巴资料不详)，自1990年以来都出现了经济增长。这一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平均增加了25%，生活条件也显示有相应改善。自1990年以来，整个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了15%，有干净饮水的乡村人口从61%上升到77%，中等学校入学率上升了20%，达到65%。因此，尽管拉丁美洲的前进步伐可能比预期的缓慢──而且收入差距继续存在──但该地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取得并保持了实际发展成果。
民主国家平息动荡局势的能力也在拉丁美洲得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00%的情况共有36次。但自1992年以来，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五次──都发生在苏里南和巴西。与此同时，造成人均收入比前一年下降10%的急剧衰退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15次减少到自1990年以来的两次。由于避免了拉丁美洲经济史上惯有的危机和动荡，这些实行民主化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巩固已取得的发展成果。
非洲国家的民主发展进程差异很大。非洲的48个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可被视为正在巩固民主的国家，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正在走上民主道路。不过，还有一半的非洲国家仍属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非洲在过去10年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精确地反射出民主与不民主的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的民主国家和正在民主化国家使人均收入中间值累积增长15%。相比之下，独裁政府和半独裁政府在同期的收入平均增长率为7%。这其中包括苏丹、喀麦隆、加蓬、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自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了五倍)等主要在石油的带动下实现增长的国家。在非洲的24个独裁和半独裁国家中，有一半国家自1995年以来出现负增长或增长停滞。
非洲民主国家的经济稳步发展带来了生活条件的改善。自1990年以来，新生儿死亡率在巩固民主的国家平均下降了18%，在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平均下降了14%。相比之下，非洲半独裁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新生儿死亡率自1990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变化中值分别为2.4%和零。换言之，加蓬、喀麦隆、刚果、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等独裁统治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条件基本没有改善。」
因此可以看出民主国家对比独裁取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效的原因不在于有了更多的资源，而是归功于民主体制本身的运作方式。民主国家成功发展的"秘诀"之一在于，他们在面对各种问题，容易透过开放性的理性平台进行沟通，凝具社会共识，共同解决国家问题，因此民主国家绝少听任经济崩溃。在1960年以来有记录的80次最糟糕的年度经济表现中，仅有5次发生在民主国家。由于大多数贫困社会都需为生存而挣扎，民主国家平息动荡局面的能力是一重大优势。由于不必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危机后的复元，民主国家更能够逐年积累财富。正如储蓄账户一样，只有持续不断地累积才能达到繁荣。
民主国家稳健全面的发展归功于很多因素，从基本概念来看，有三个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因素特别值得注意：权力分享、开放性、自我调适性。
在民主体制中，国家首脑必须获得广泛民意支持，才能赢得党内同志之持，否则他必然面对来自同党与及敌对政党的双重压力，不仅无法施政，更有被驱赶下台的命运。因此他必须周圆的照顾到多数人民的利益，这点让主政者很难循私，或
图利于少部份权贵。而且在经济政策推动中，必须广泛的考虑人民观感，以及敌对政党的政策评击。因此政策周圆性相对于专制社会的闭门造车和忽略市场经济本质的指令经济，更来得实际以及吻合市场性，这也是权力分享社会的经济发展优势。
由于民主国家社会开放性的本质，使得各种商贸信息透明化，商人可以获得可靠及迅捷信息对应各种投资问题，以减少因错误讯息所造成的情势误判，而形成商业损失。同时，由于开放的信息，媒体可以及早透过讯息捕捉而让知识专业领域透过公共理性平台提出预警与对策，减缓因信息闭锁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危机。
民主国家具有本身的调适性来自于民主国家的领导者是透过政策竞争而产生的，某一届的经济或政治错误，会透过选举寻求新的政策改变和领导人。这种不断的以换届而形成的自我修正，正是民主国家的自我调适能力。由于社会的变动不羁，国际社会情势千变万化，国家政策亦应随之变异。民主国家的主政者既不能保证绝对正确，那么透过政策竞争与说服的更迭，相对于能够走向靠近正确的路径。由此可见，民主相对于经济和民生发展，较专制国家的封闭机制，更来得能够适应国际社会和本身的内在条件变迁。
虽然上世纪以来，一些专制威权国家经济有着惊人发展，但相对于民主国家，本身仍然显得十分有限。况且专制国家本身的社会不稳定性和社会封闭性，使得这些国家仍存在相当的脆弱性。这些国家社会内部冲突，无法透过公共理性平台获得寻求社会正义与理性的裁决，而是威权的强迫镇压，或是愚民化的催眠，让问题持续恶化而不得解决。因此专制国家虽然有些有着傲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社会依旧存在着相当的脆弱与不稳定性。
结语
迈步在21世纪的历史上，民主已是一条历史潮流下的不归路。虽然民主社会仍有着种种的缺陷和社会冲突，但透过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分享，开放社会以及体制上的自我调适能力，国家能走在一条可控的道路上。民主社会对财产的保护，人权的保护，透过法治和宪政的实施，能够获得充份的保障。任何腐败也能透过阳光法律摊在世人面前而无所遁形。国家政策更因为民主选举与及社会讯息的透明，迫使政府必须面对无能的手段而进行人事与政策的更替。总而言之，民主不能保政正确，但它提供了变更手段的可能性和机制，让社会往正确得道路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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